台北书展:“繁简”的碰撞融合

                                            (博源)责编:何洁“改革开放给予了留学人员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充足底气,也为留学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历史机遇。”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24日在北京表示。当日,欧美同学会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陈竺在书面讲话中作出如上表示。

                                            推动政府部门各负其责。

                                            原标题: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史故事“有同志学习后跟我反馈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能够在广东南岭干部学院学习,在红土地上接受既生动又具特色的红色教育,感受格外不同。”谈及2020年6月刚刚在广东韶关揭牌成立的广东南岭干部学院,韶关市委书记王瑞军代表如数家珍。

                                          台北书展:“繁简”的碰撞融合

                                            书展,绝不是一个书的大卖场那么简单,读者在此找到好书,出版者在此找到合作伙伴,文化工作者在此找到潮流走向,文化创意企业在此找到市场的脉动……整个社会在此找到灵魂的来时与去处。

                                                 2月16日开幕、为期6天的台北书展,正如流水席般呈现着文化的美丽,繁简中文的碰撞融合,澳门诗人与台湾诗人的对谈,白先勇导读《红楼梦》,法国哲学家讲“幸福是什么”,书、讲座、表演、展示乃至与书相关的美酒、美食,多达200多场活动在书香中诠释现代书展的样貌和文化的多彩。   简体馆,有故事  从数字上看,本届书展设立的简体馆展出大陆出版的图书2000种、8000册。 浏览一圈,看到的是北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江西美术、湖南文艺、天津杨枊青等出版社的招牌。 但内行能从中看出门道,厦门出版人张叔言在简体馆感慨:“现在大陆出的书,看不出是大陆出的了。 ”记者追问下去,他告诉记者,大陆的书展第一次出现台湾图书区时,所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台湾图书与大陆图书的区别,台湾图书的精美令人过目难忘。 从2005年第一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起,一年一度参会,令他看到大陆出版界的快速进步轨迹。   “那现在两岸出版界合作的点在哪里?”记者问,张叔言表示,台湾出版界的策划能力和对市场的敏感有优势,大陆的市场、物流、社科研究成果对台湾同行有吸引力。

                                          问起他的两岸合作出版经历,他说:“把大陆的书简转繁,把台湾的书繁转简,做些调整后推广到更广大的人群,扩大了各自的市场。

                                          ”而台湾出版人的解释是,台湾的软实力加大陆的硬底子,“一体作业、两岸出版、三方同步、四地发行”。

                                            对于软实力,记者在书展有番感受。 书展展示台湾出版的程虹教授的自然文学研究专著《寻归荒野》,同一版本却有两个不同色调的封面,华品文创总编辑陈秋玲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色调的封面,作者选择了一个,可我们也很喜欢另一个,就印了两个版,供读者自己选。 ”  陈秋玲拿起另一本繁体版的书《飞鱼神的信差》,她的讲述诠释了“四地发行”。 2006年,香港新鸿基地产与香港三联书店开始向香港从未出版过书籍的写作者征稿,得奖书稿由香港三联出版。

                                          此项活动后来扩展至内地,2015年扩展至澳门、台湾,征稿主题是“发现”,台湾的得奖书稿就是《飞鱼神的信差》,作者是名13岁的女学生。 在两岸及港澳出版人合作的大背景下,她的作品有了繁简两个版本,在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出版发行。   电子书,成气候  就算你再喜欢一书在握、书香满怀的阅读夜晚,但身处当下,还是会遇到电子书的诱惑。

                                          在台北书展上,台北故宫举行了电子书首发仪式,29本故宫出版的画册被制作成电子书上线销售。 台北故宫的藏品以轮展和特展的方式面世,院藏明代青花瓷展、亚洲茶文化展、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明四大家特展、乾隆皇帝的陶瓷口味、富春山居图特展等,即使你长住台北,也不大可能阅尽珍宝。 但台北故宫的特展都会荟萃成书,除展品和展场文字外,还有专题研究文章,爱好者和研究者爱不释手,每次都要因书籍重量挣扎取舍。 此时,电子书的魅力就难以抵挡。

                                            电子书的制作方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徐正隆经理向记者介绍,电子书的价格是实体书的六成,而且每周都会推出99元(新台币,下同)的优惠书,境外购买者可用信用卡支付。 记者现场体验,用信用卡购买台北故宫2011年举办的《满庭芳历代花卉名品特展》画册,支付99元;沈周的《玉兰》、仇英的《水仙腊梅》、恽寿平的《牡丹》尽来眼底,可随时上线欣赏,也可下载到手机、平板电脑,并可重复下载,永久保存。

                                          就像台北故宫电子书的推销口号:原来国宝离我们这么近。   不只台北故宫,香港馆也在推介电子出版物。

                                          据介绍,香港商务印书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制作出版多媒体读物《中国文明之窗──紫禁城》,其后推出多种电子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并开发多个网上学习平台,提供多媒体学习内容。

                                          在另一个儿童读物展位,多媒体让读者与书中人物互动的环节成功凝聚了人气。 不仅书能变身“电子”,读者也能置身电子书中,科技正在改变着出版与阅读。   会客厅,聚“张迷”  书籍浓缩了人类的精神,台北书展又精心搭建了一些场景,将精神还原成生活,其中的种种细节都会成为研究者和读者新发现的起点。 本届书展设立张爱玲特展,展出她的衣服、假发、眼镜、手稿、照片,并按老照片和她留下的文字搭建了张爱玲的客厅和阳台。

                                          因为作家的避世和神秘,这些曾经带有她温度的物件成了“张迷”们追忆怀想的依托。 张爱玲生前最后公布的照片上所穿的编织外套和戴的假发,一起亮相书展,让不少“张迷”流连忘返。

                                            今年是张爱玲去世21周年,围绕着客厅,有关张爱玲的讲座、表演在书展期间举行,给“张迷”和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与材料。

                                          2月17日,张爱玲遗产保存者宋以朗、皇冠文化集团发行人平云在书展对谈。

                                          宋以朗是当下为数不多见过张爱玲的人,但是他说:“1952年至1955年张爱玲在香港期间,我是2岁到5岁,毫无印象。

                                          1962年,张爱玲从美国到香港,住了几个月,那年我13岁,但家里来来去去都是作家,对这位作家阿姨也没有特别印象,没想到50年后我要处理她的文学遗产。 那一年她在回美国前因为退掉了房子,在我家住了3个月,就住在我的房间,我去住客厅。

                                          我的印象,她整天在房间里,不喜欢和小孩子聊天。 那时她应该是在写《红楼梦》的剧本。 据我姐姐说,阿姨肯定是近视,但不戴眼镜,看你的时候也不知道看到没有……”宋以朗在对谈中介绍,现在张爱玲的作品版税用于张爱玲研究、研讨会和香港大学的“张爱玲纪念奖学金”。   在娱乐和读图时代,还有这么多人关注一位离世21年的女作家,这是作家之幸、文学之幸,也说明阅读并没有远离人们,哪怕是少年。

                                          陈秋玲拿着从大陆引进版权的《国学常识》告诉记者:“这本书我们第七次印刷了,谁说大家不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了?”在简体馆工作的王晓江守着由台北故宫前任院长周功鑫策划编写的《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简体版说:“真怕有人买走,就这一本了,想等到周院长来的时候让她看看。 ”这套系列书在海峡两岸同步出版。

                                          书展是属于书籍的,书籍是属于文化的,而两岸文化联系是永远不能割裂的。

                                            (本报台北2月17日电)。

                                          台北书展:“繁简”的碰撞融合

                                            站在陕西省绥德县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总工程师党维勤向人民网记者感叹道,“这里曾经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科学治理,试验区的韭园沟等5条小流域不仅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而且变成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示范区。”成立于1952年的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经过近70年的发展,在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效益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从峁顶到沟底,层层设防、节节拦蓄”的晋陕蒙丘陵沟壑区第一套“三道防线”理论。几十年来,科研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黄土高原已建成万多座淤地坝,推动了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发展,有利支撑了区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蒲朝勇对人民网记者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水利部会同相关部门安排资金210多亿元,在黄河中游区域实施了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专项整治、塬面保护、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等水土保持工程,使贫瘠的黄土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

                                            张勇在出席座谈会时说,作为立法工作者,他抱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在法律制定前“闻异则喜”,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听到的意见越是不同,越感到高兴;另一种是法律通过后“不求满意”,一部法律的制定、修改,不求大家都满意,但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是最好的法律。

                                          台北书展:“繁简”的碰撞融合